1、小心早期筛检技术的负面效应

“癌症筛查能使癌症病人获得较好的预后，这个假设是动人的，但走到今天，能不能早期及时获得确诊和治疗，即使能，所进行的筛查、诊治带来的风险、花费和获益如何进行评价，都是需要我们考虑的。”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杨秉辉教授说。

在韩启德看来，根据目前掌握的癌症知识，“早发现、早诊治有利于癌症病人”并不违反逻辑，也更容易被大家接受，甚至已成为一种集体意识。从医生的角度看，漏诊要承担巨大责任，而过度诊断则减少了风险。这成为大家都愿意垂青“双早”的理由。

问题是，这些“明星”技术尚没发挥多大作用，却带来不少麻烦。

“我认为，首先不应该提倡健康人群的普遍性癌症筛查，应该在高危人群中做。”韩启德谈到，要重视早期筛检技术的负面效应。

1993年-2011年，韩国大力推行甲状腺癌早期筛查，结果甲状腺癌病人增加15倍，成为发病最多的癌症。但这18年间，该国死于甲状腺癌人数却并没有变化。

并且，几乎所有诊断出来的病人，都做了放疗或切除术，其中约11%发生甲低症，2%手术引起声带麻痹。

医学技术能拯救病人，也同样可能带来伤害。

医学人文学者杜治政说，早发现的手段就是运用现代技术进行大面积人群筛查，即“大海捞针”的办法，对它的耗费与效益比有待商讨。

2008年和2009年，北京市政府投入2亿多对全市133万妇女癌症筛查，宫颈癌筛查75万例，确诊宫颈癌72例；筛查乳腺癌57万例，确诊乳腺癌241例；其他妇科肿瘤17例。

“以此推算，对全国妇女进行两癌筛查，国家能否承担得起？” 杜治政谈到，除了耗费与效益评估，更难的是查出后怎么办——

如果进行早期干预，比如切除早期病灶或基因调控，但其中很大部分最后并不演变为重症的人等于“白挨刀”。

如果随访观察，长期多次CT等检查对人体会带来伤害。

2、更要命的是还有心理负担这个难题。

一些癌症会潜伏10年甚至20年，而早期筛查出来的人带着“癌症”的帽子，将背负难以预知的心理阴影，这也可能诱发机体病灶发展、变化。

3、对早期发现的“癌种”，不能采取“宁可错杀一百，也不放过一人”的轻率举措

鉴于现代科学手段能早期发现在乳房、前列腺、甲状腺、肺等器官上的变异，这种变异并不一定发展成为癌。

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一个顶尖工作组在2013年《美国医学会杂志》上发文，呼吁能有一个21世纪的癌症新定义。

他们的出发点是：第一，消除人们心理和身体上的负担，第二，避免过度诊断和过度治疗。

在韩启德看来，对早期发现的“癌种”，不能采取“宁可错杀一百，也不放过一人”的轻率举措。

“医学决策不能被数据绑架，医学诊治指南来自客观数据，是依从概率，但具体到患者个体，还需要综合多方面情况，由医生根据经验作出判断。这种判断极其复杂，不可能完全避免出错，而且需要在诊治过程中不断调整。”

面对“双早”现有的局限，着力推进相关研究必然是方向，不过有更多专家谈到，对肿瘤等慢性病本身的反思也需要普及。

比如，认识到医学的复杂性，认识到医学面对的是独一无二的个体，同一类肿瘤生在不同人身上，结局千差万别，在这点上，技术仅仅是医生的帮手。

中国工程院院士樊代明谈到，“医生切忌距离分子越近，距离病人远了”，这样一来，实现了科学性，却忘了人文性。

不管怎样，癌症防控技术如何进步，面对医疗圈里“五年拿下肿瘤”“十年攻克癌症”的狂言，加强癌症科普教育与健康素养不可遗忘。

“这是与医学哲学更密切的话题，我们都要承认，衰老是癌症最重要的原因，衰老不可避免，因此癌症不可能消灭，随着老龄化进程，癌症病人增加是符合自然规律的。我们要坦然面对衰老、癌症与死亡。”韩启德说。